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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海蓝】母爱永恒(散文)

来源:呼伦贝尔文学网 日期:2019-12-16 分类:女生悬疑

我还在幼年时家里贫困,尤其是粮食非常欠缺,很多人,因此营养不良出现不同程度的水肿。我的母亲也不例外,虚弱得连脚都迈不开。我身后的妹妹和弟弟也是因为家境贫寒而相继夭折。纤弱又娇小的母亲和村里人不一样,虽然在全村排行最穷,在父亲不在家的情况下,母还是咬牙供我们兄弟三个读书。并将我和大哥分别送到了部队,成为我们村唯一倾自己所有保家卫国的母亲。

1975我退伍回乡,就在毛主席去世的这一年,是在母亲的支持下,我得以顺利的走进了大学校门,开始了为其三年的大学时光。由于母亲吃糠咽菜,含辛茹苦的执着,我才得以顺利的完成了学业,成为我家族唯一一名大学毕业生。乡亲们都说,“这下观秀仔就有希望了。”

大学毕业以后,适逢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的运动高潮,我们大学前后三届的毕业生全部实行“社来社去”,我满怀建设家乡的雄心壮志,拟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去。从此我在农村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,勤勤恳恳地度过了又一个周年。

后来“农业学大寨,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”的春风吹到了我的家乡,正当我大显身手的时候,省委省政府鉴于全省人才紧缺的状况,决定从我们这三届已经回到农村的大学毕业生里,通过考试选拔一批国家干部。也不知是喜还是忧,我专心之至的将三年的课程重新温习了两遍,终于以全省前二十名的优异成绩被省里录用为国家干部。

在这长达一年的时间里,我彻底放弃了承担家庭生活的责任,无怨无悔的母亲,又含辛茹苦的供养了我一年多。我被正式录用为国家干部以后,母亲深深的叹了一口气,说:“功夫不负有心人,儿子能顺顺当当地考了一个好成绩,成为国家的人,再苦再累我也甘心。”

等省里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手上的第三天,我被召去县委组织部报到。手续完备以后,介绍信的第一称呼,是“长沙公社党委。”我深知自己将再次离开母亲,在远离县城50多公里的山区公社奉献青春。在我左右为难之时,母亲又说:“好男儿志在四方,你开始吃国家的饭,就是国家的人,一定不要依贪依退,心静才能做好工作,安身才能一心为民。”

在边远山乡,我一干就是三年。每年回家的次数也就三五次,除了自己的伙食开支,交给母亲家用补贴的工资也是杯水车薪,母亲总是微笑着,对我说:“你工资不高,自己够得开支就好,家里不希望你拿回来多少钱,要你做多大贡献。因为你是有责任在身的国家的人。”

正因为有了父母给予我的全力支持,我在基层工作才没有了后顾之忧。那时候的人民公社,机关所在地的生活条件都非常差。我所在的公社机关,是民国时期乡公所的一幢老楼房,就在这栋破旧楼房的二楼,我一住就是三年。该房间又潮又暗,偶尔下村回来开会或者是请示报告工作,住一两个晚上也有老鼠跟我作伴。在生产队亦然。那时的生产队大都以自然村为单位,三年时间我住过六个自然村,吃的是百家饭,睡的是稻草铺就的硬床板。白天跟社员群众一起劳动。劳动时我是一名普通社员,在劳动休息的间隙和早晚,我又是一台播种机,一名宣传员。除了开会给群众宣传党和政府的主张,讲解党的方针政策,还要在会后帮人所困,解人所难。每到一处,每住一家,我都是贫下中农的好儿子,他们和她们都把我当成可以信任的小老弟,值得结交的青年人。

在长沙公社三年的时光,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。如果说孩童时期我是跟随父母在苦水里泡大,那么在做基层干部时,就在泥水中成长起来。也就是在那三年,党组织也没少花心思,暗中观察我,实践中不断地考验我,在我即将调离长沙到组织上更需要我的地方去工作的那一年,我上交的入党申请书终于被支部通过,经过好几次谈话之后,党组织让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,并在公社管委会欢送我调离的前夜,让我面对党旗卷起了拳头,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在我后来一步一个脚印的行进中,我常常会去回顾前面走过的路。我总结自己,就是比较善于跟不同性格不同背景不同年龄的人,甚至是当时被无产阶级专政的“坏人”,都可以成为好朋友。也许这正是受我母亲影响,才有了爱民亲民的善良,兢兢业业干工作的高尚。

当我看到母亲身上的那种谦卑,那种善良,心里就像开了一扇窗,这是母亲投射给我的光亮。母亲常常在我面前说;“住村坊谐人意。交结人意千口万句,得罪人情三来两句。远水救不了近火,远亲不如近邻……”。母亲在我的乡下老家生活了整整70年,接待过很多的人来人往,看过无数生老病死,但老人家始终能够跟周围的人作好朋友。母亲虽然过了耄耋之年,生病住院也在所难免。每次生病住院时,无论时间长短,病房里的病友,都将成为她的好朋友。

母亲尽管没有文化,但她比现今年代那些拿到硕士、博士的人更懂得做人。母亲常常对我说:“造塔七层不如暗处一灯,做好行善是在点点滴滴,哪怕是弯腰捡起路上的一块玻璃和瓦片。做人心要正,与人与神心要诚,住村坊谐人意,无论身在何方,永远都要记住,远亲不如近邻。一个人能不能搞好团结,能不能团结周围的人,能不能交朋友,这是特别重要一个能力。”

有人问我:为什么那么喜欢山野之花,而且从来不刻意养护任何名贵之花?是不是可以说,只要是能够让它得到生命的延续,最后绽放出生命的光华,你都爱它?我说,你很有眼力,你说的没错。花是从植物母体延伸而来,它就跟人一样,被人们分成各个阶层。有花期短的,也有花期长的;有特别名贵的,也有特别娇艳迷人的,就跟美丽的女人一样。

我的母亲年青时就很漂亮,如今虽然头顶银丝,额头皱褶一大把,而母亲当年的精气神未减,气质犹存,还能完整流畅地背下一首山歌来。母亲70年如一日的陪伴着爸爸,为爸爸生儿育女,服侍公公和婆婆,缝补浆洗样样做,一日三餐不停手,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。然而,妈妈容颜依然好看,就跟我们大山里的结拗仔花那样,花瓣虽然枯萎凋谢,却留下殷殷硕果满枝桠。

在家里我排行老二,在我之前还有哥哥这个老大。按照我们客家人的规矩,长子如父。可是,因为哥哥生性老实不爱理事,尤其是后来哥哥参军去了部队,姐姐嫁了人家以后,家里的很多事情母亲都叫我协助父亲去做,所以没有让我少吃苦头。正因为什么苦都吃过,所以我比童年的孩子成熟得早。而我的父亲,也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到我的身上,因为在父母看来,他们年纪渐渐老迈,指望我能够燃起家庭的希望之火。

母亲一向对我的要求严到几乎苛刻,从小时候不让我睡懒觉,斗嘴吵架讲脏话,而且还在我9岁时,就开始挑水煮饭煮饭带弟弟,背着我的弟弟上学整整持续了两年。直到小学毕业时才得以解脱。

母亲很执着也很疼我,在表面看上去柔弱的她,一旦我收到委屈时,母亲总是挺身而出。该出手时会出手。有一回,我在周六的下午去一岔河放水抓鱼,将人家五里街生产队的水陂给拆了,不料被该生产队的队长发现,他不但没收了我的工具,还扇了我几个耳光。此事让家里知道以后,可不得了,母亲到队长的家硬把他拽出来,拉他到公社去评理。这一拽惊动了屋场的所有人,他家都一起声援我的母亲,最后迫使那个生产队长向我母亲赔礼道歉。

父亲,因为家里贫困,到了南昌钢铁公司也被爷爷召了回来。回到家里以后,父亲就像一头老黄牛,一年四季就知道埋头山坑地头,生产队队长曾在一次社员大会上说:“如果没有像善光哥这样的社员,别说成为全社的红旗村,恐怕收割来的粮食不够养家糊口。”。母亲却不然,她不但要和所有的社员群众一样赶上“大锅饭”,还要冒着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被批斗的危险种了不少的蔬菜水果。

母亲真实的一面,是性格很坚定,不像父亲那样老实巴交,心理上显得那样的脆弱。但是,表面性格坚定的母亲,却是一个虔诚的信徒,对于神灵的崇拜比奶奶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无论再忙,生活多么的困难,手头是多么的拮据,每逢初一和十五烧香拜佛,从未疏忽。尽管我是一个无神论者,但是,作为儿子,对母亲的虔诚不赞成也不反对。

烧香拜佛,对神的虔诚,早已是母亲人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无论出于一种精神寄托,还是出于对神的亲近之情,母亲的善缘被多数人认可和受到人们的敬重。我的叔叔就曾说过,求神拜佛不是为了她自己,而是慈母情怀的一种表现。是啊!母亲为的是我这个家,为了家的平安,为了家的和谐与富足。母亲常说:“人一生最幸运的就是冇病冇痛,家最幸福的就是四季平安,无灾无难。除了平时安分修行,我们还得靠住天上的神灵。”

在我上初中时,以生产队为单位的“大锅饭”几乎到了穷途末路。由于窝工现象严重,农田投入的严重不足,使得亩产粮食每况愈下,受冻挨饿成了家家户户的普遍现象。由于整天饥肠辘辘的,我和我的同学们多数难以继续自己的学业,纷纷辍学回家,帮助父母暗地里搞些家庭副业,以弥补粮食的亏缺。也就在这一年,母亲最早得知县里要要做水电站,立马替我报了名,要我随大人们到电站工地去锻炼。母亲知道,在电站至少可以保证一日三餐,说不定每餐都能吃上白米饭。

到了电站工地,我看到人山人海的就感到不解,这么多人做电站,这粮食从哪里来呀?再后来我才知道,粮食是由民工所在生产队配给,不足部分由县粮食局调拨补齐,像我这样的小伙子每个月能够吃上40斤大米。相比较于在家,我在电站的定量足足增加了一倍。我不得不佩服母亲的精明!

我在母亲的眼里,是一个聪明睿智,且能读书孩子,只是为儿生不逢时,如今去做电站只是作为我人生的一块跳板,在母亲心里有着更深远的设想和打算。

电站尚未竣工,但这时光却整整过去了三年。我还算争气,三年来,我没有跟那些大人一样天天去工地砍柴,挖土,扛石头,而是凭我的天赋,参加了电站文艺演出队。从到电站的第二年初开始,我跟着一帮男女队员认认真真的排练,一丝不苟的学习基本功。半年下来,吹来弹唱,舞美灯光,功放音响,我都能够运用自如,像模像样。开初的演出,我跟着学习表演唱什么的到后来我单挑节目唱革命现代京剧选段,不料竟然轰动了整个电站,我似乎成了那时电站工地上最红的演员。

母亲听说了并没有感到高兴。在她认为,唱戏跟卖唱没有区别,不会有什么出息。如果能够跟哥哥一样也去当兵,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才真正光荣。母亲相信儿子的聪明和睿智,部队上就要像我这样好动脑子,富有灵性,敢于吃苦的人,母亲对邻居说;“送儿去当兵不为别的,只是一个母亲爱国的表现,我们要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,就必须要有军人守卫国门。儿子倘若争气,和平年代照样可以立功,立功后寄一张喜报回来不是也很光耀门庭。”就在那年的冬天,在母亲焦急的期待中,我顺利地通过了体检和政审,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。

也不知是门庭不幸,还是风水少经,正当我摸爬滚打训练有素,在部队走红之时,中央军委一纸裁军命令发到了我所在的部队,整军整师的裁员,我的连队被裁后与别的部队合并,在公布的退伍老兵红榜上,我的名字跃然纸上,终究没有摆脱提前退伍回乡的命运。

退伍以后,母亲一段日子很是闷闷不乐,尽管有公社人武部同志的解释,但依然看不见母亲脸上有丝丝笑容。而我却无所谓,在我看来,命运之神不会抛弃我,而且机会将同样伴随在我的身边。好男儿志在四方,部队不留人自有留人处。但我非常理解母亲,因为在她心目中儿子本当是佼佼者,如今退伍回来又摆脱不了当“泥牯禾”的命运。

也许是母亲的虔诚,也可能是我命运本身的造化。回到家乡以后,根据上级“备战备荒”要求,公社成立了一支由125人组成的武装民兵营。因为参加民兵的多数皆来自各个生产大队的青年农民,迫切需要一名能文能武的青年当教练。经过筛选,我竟然脱颖而出,毫无悬念的成了公社|武装民兵营的单兵队列和战术教练。在当年,尽管吃的还是生产队的谷子,拿着生产队的工分,也算是今非昔比,老鸟换了新笼。

公社武装民兵营成立之年,正是轰轰烈烈的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兴起之时。公社党委说,我们武装民兵营既是兵也是民,从成立的第二周开始,白天训练,晚上学大寨改造低产田。为了给母亲争光,不再让母亲为了我再次失望,我在武装营的表现可谓达到了最优状态。除了白天训练晚上劳动,我还要利用早起的一个多小时先熟悉课程内容。

要想将来少受苦,当下须下死工夫。无论是备课,训练,还是一起参加农业学大寨的劳动,我的表现可以说是无可挑剔,在同等年龄的集体劳动中,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,我的任务总是先人家完成,不但收到了生产大队的表扬,也获得了公社党委的肯定,同年还获得的省里颁发的“五一劳动奖章”。我一度成为全社青年学习的榜样。

在毛主席逝世的前一年,武装民兵营不再脱产训练,我的教练生涯也随之戛然而止。也就在这一年,公社党委根据我的表现,破例将我安排到公社供销社工作,尽管是临时工,但我没有因此气馁,而是更加认真地工作。一年后,在我负责的“多种经营”工作中,又一次以优异成绩获得了供销社领导层的好评。就在这年的年终,我代表全县供销系统出席省政府的表彰会,在参加表彰的先进工作者当中,我是唯一的一名临时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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